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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执行领域改革走向何方

发布时间:2021-01-21 14:13:39 阅读: 来源:钻床厂家

法院执行领域改革走向何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执行行为研究会会长宋朝武在论坛上表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加快法院执行有关的立法进程和加大机制改革的力度]  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将“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这一提法,放在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之前,由此可见,中央对法院执行权问题之重视。

至今,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已经基本成型,跨区域法院也已经基本酝酿完成,但是有关法院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却鲜有提及。  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由不同部门承担执行权,业界专家认为,这一举措有助于司法公正,解决执行难和执行腐败的顽疾。但也有观点认为,简单将执行权交给法院之外的行政部门,仍不是解决执行难和避免执行腐败的根本途径。推动强制执行法的立法,规范和细化执行程序才是当务之急。  近日,由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市场与法治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泰明律师事务所等主办的“新一轮司法改革大背景下法院执行领域改革走向研讨会”上,十余名专家学者和曾在最高法院执行系统的一线专家就执行领域的现状和改革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  “法院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在我国司法中由来已久,执行问题不仅会导致司法腐败,还会降低司法公信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执行行为研究会会长宋朝武在论坛上表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加快法院执行有关的立法进程和加大机制改革的力度。  执行“老大难”  法院的执行程序被称作是“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最后一个环节”,关系到生效法律文书和当事人合法正当权益能否实现,对于树立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执行工作广受诟病。执行难问题不仅成为法院工作的痼疾,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执行难概括为五难:“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特殊主体难碰”。  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谭秋桂在研讨会上表示,法院执行领域最大的问题是,现有的有关执行的法律规定不足以支撑每年250万的执行案件,“100万件执行案件它都不够用”。  虽然法院内部有立案、审判、执行的分权制约,但司法不公现象仍有发生。由于在执行过程中法院的决定和裁量权力较大,近些年,一些法院执行庭法官腐败现象频发。  在宋朝武看来,执行问题一直存在,且会导致司法腐败和司法公信力的降低,“当前执行立法和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学者实践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只有把中国的执行立法和执行的各种问题搞清楚,才能解决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这对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维护司法公正是非常重要的。”  而审执分离被认为是司法改革重要的信号,但具体如何落实审执分离,尚不明朗。  “审执分离”走向何方  审执分离,原意是法院内部将审判与执行分开,审判员负责审判,执行员负责执行。目前审判权和执行权的分离,在相关法律中有明确表述。  法院组织法第四十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执行员,办理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事项,办理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中关于财产部分的执行事项。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执行工作由执行员执行。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设立执行机构。  四中全会后,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审执分离的呼声越来越大。把执行工作从法院拿走,交给司法行政部门去做,这个话题曾引起了各界议论。  但四中全会《决定》并没有直接说明审执分离的具体方向,因此社会各界有着不同的解读,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彻底外分”,即将整个执行工作从法院分立出去,交给其他的司法或行政部门负责;二是“深化内分”,即认为虽然在法院内部已经实现了审判部门和执行部门的分离,但分离得不够彻底。法院内部的审执分离尚不完全,推动审执分离的工作重点就是在法院内部将审判和执行做进一步的分离;三是“深化内分、适当外分”,是对前面两种解读的一种综合。  关于审执分离,在参与本次研讨会的最高法院原执行办负责人葛行军看来,法院不想交出执行权并非有利可图,而是此项工作其他部门做不通。原因是,执行起来多种法律关系混在其中,有执行措施实施的问题、执行裁判权、执行管理权等多项权力叠加,“审判的时候可能只涉及一个法律关系,但执行的时候就要用到多个法律关系”。  如果简单将执行权交给其他部门行使,在法律运用和具体法律程序操作上,仍然会遇到更多困难,同时也不是解决执行腐败和执行难的根本途径。  谭秋桂表示:“通过立法机关来制定独立的强制性执行法,有利于把执行乱的问题进行规范。”他认为,审执分离是不是必须把执行机构放到法院以外,尚需观察。  民诉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肖建国在研讨会上透露,最高法院一直在推进强制执行法,要求限制或规范自己的权力以及权力行使的程序,但遗憾的是,截至目前,仍没有下文,甚至连草案还没有出台。  “法院每年有200多万的执行案件,涉及到大量公民法人财产权,执行难和执行腐败等问题出现了很多。而如果将执行权交给行政机关,很难讲会比现在的状况好。”肖建国说。  如何排除案外因素影响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  其中,跨行政区划法院和巡回法庭的设立,因摆脱了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干预而被外界看好。  但在执行领域,案外因素对法院执行的影响同样需要重视。  研讨会上,部分专家通过微观的案例,探讨了执行案件中可能存在的案外因素对法院执行的影响。  位于广东的海煌公司和永发公司因为债权发生争议,经过仲裁委员会仲裁,得到了书面的裁决结果。根据裁决结果,申请人永发公司提出执行申请,请求法院针对有效的裁决进行执行。负责执行的法院也根据法律规定立案,之后也出具了生效的执行裁定书,对被执行人海煌公司的合法财产进行冻结和划扣。  根据生效的仲裁裁决书,执行法院将8.4亿元财产执行并支付给永发公司。本来该案对负责执行的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而言,已经执行完结,但由于一个案外人的出现,法院又根据申请异议,重新改变执行——查封永发公司的6个银行账号以及名下的64处房产。永发公司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行,拿出公司的土地地上建筑物以及其他评估总值共8.5亿元的财产交到法院作为担保和抵押,方解封了该公司的5个银行账号以及48处房产。  针对没有法律依据的执行行为,永发公司提出了执行异议申请,但被法院驳回。随后,永发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向广东省高级法院申请复议。虽然广东省高院裁定撤销东莞市中院针对永发公司提出执行异议的执行裁决书,但对东莞市中院做出针对永发公司查封财产的司法文书予以了回避,导致永发公司从执行的受益者变成了受害者,陷入了司法程序的怪圈。  在葛行军看来,《物权法》明确规定,质权优先于抵押权,质权实现就不能再动了,再动是违法的;另外,重新执行的前提是有裁定的合法依据,但东莞市中院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第二次做出的查封扣押冻结行为,严重侵犯了永发公司合法权益。  在上述案件中,东莞市中院曾在执行裁定中写道:“本院已经将东莞市两宗土地应收账款8亿多元扣划至申请执行人永发公司的银行账号。”东莞市中院已经确认该案执行完结。  但执行完结后,东莞市中院反过来又扣押查封了永发公司的银行账号以及部分房产。  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肖建华认为,东莞市中院先后不一致的执行行为,“是受到了不正当因素的干扰甚至是来自法院外部的干扰,广东高院虽然撤销了东莞市中院已经做出的永发公司执行异议的裁定书,但是针对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查封、冻结永发公司财产的裁定文书没有进行审查和依法撤销的行为,违反了有关法律。这和法律规则或者基本常识相违背。”  中国民诉法学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张卫平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一个大背景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一个重点就是严格执法。  “所以,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推进法治这么一个基本的精神原则,在这个案件里体现出比较严重的问题。”张卫平说。  执行难、执行腐败以及执行领域受到严重的外部干扰等问题,与这个领域立法的严重滞后关系很大。  “到现在为止,国家的立法工作中,还没有出现哪一部立法像最高法推进强制执行法这样,推动了十几年,距离出台仍然遥遥无期。而且这部法律是最高法院自己要求限制自己的权力,或者规范自己这种权力的行使程序。”肖建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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