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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四个全面是改革与反腐的背后逻辑

发布时间:2021-01-21 14:00:50 阅读: 来源:钻床厂家

郎咸平:“四个全面”是改革与反腐的背后逻辑

在2015年的“两会”上,“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参政议政者,乃至全社会的基本共识。它们就是解释新一届政府就任以来颁布的诸项新政,以及大举反腐背后,一以贯之的逻辑。而“四个全面”的实施过程和最终结果,就是我们常说的“新常态”。  众多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开始步入新常态。我注意到很多学者和官方机构对新常态所做的阐释,告诉各位,他们都是就现象论现象,并没有抓住新常态的本质。我的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就是透过改革,逐步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一直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单纯是经济制度问题,更是国家治理社会的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因为市场的本性就是自由、平等、公平、竞争和博弈合作。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导的“全面深化改革”透过“三板斧”,使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了新常态:第一板斧,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就是所谓的“习李新政”;第二板斧,透过三中全会《决定》,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厘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其核心是压缩行政权力,还私权给公民和企业,即所谓的“法无禁止即可为”;第三板斧,透过四中全会《决定》,规范那些被压缩的公权力,以实现所谓的“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定职责必须为”的法治目标。  尽管如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依然认为,四中全会《决定》是一个为市场保驾护航的政策。这些就是我在本书导论《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新常态革除旧制度》所阐释的主要观点。不认识到这些,我们就无法理解新常态,也无法判断中国将走向何方。如果“全面深改”取得成功,中共将实现自执政以来的第二次自我革命。第一次当然是邓小平先生主导的“改革开放”。  中国要进入正常市场国家行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们看到的是,政府过去一直在做市场的主体,而不是做市场活动的裁判和监管者,这是导致今天中国经济困局的深层次原因。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我过去出版的《郎咸平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所以我们当前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清除阻碍建立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旧制度,这就是本书第一篇“革除阻碍改革的‘旧制度’:那只伸得过长的手”阐释的内容。在本篇里,我从国企垄断、权力腐败、金融垄断、政策楼市、土地财政、政府监管失责等方面,说明政府在市场方面越位和缺位的灾难性后果,并以此证明一个由政府操控的市场一定不是一个好市场。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看到了执政者们在2014年连出四中全会《决定》、新《预算法》和“43号文件”三记重拳,以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就是我在本书第二篇“政府出重拳,为市场保驾护航”阐述的内容。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43号文件”。各位晓得这个“43号文件”有多么重要吗?它将使地方政府彻底丧失投资能力,迫使地方政府从投资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将会得到基本遏制。我预测,“43号文件”将成为厘清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里程碑性文件。请各位一定要记住和领会这个文件。这三记重拳是以政策、法律、法规的形式,厘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非常了不起。关于厘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系统性思考,各位可以参阅我过去出版的《郎咸平说:改革如何再出发》一书。  既然如此,那么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该用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政府的精力应该放在建立“有效市场”方面,一个没有垄断的市场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这就是我在本书第三篇“有效市场:改革开启攻坚战”要讨论的内容。一个有效的市场应该是破除垄断、公平竞争的市场。在本篇里,我评述了2014年政府在价格改革、电力改革、电信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等方面的大动作。为什么说是“大动作”呢?因为这些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未完成的改革,为什么呢?因为难,所以我将其称之为“攻坚战”。如果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形成新的垄断利益集团的话,我对这些大动作的改革,在总体上给予积极的评价,并对改革的结果持乐观的态度。为什么?因为这些改革,是在反腐败的大棒下进行的。  打破垄断的改革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一个去除垄断,充分竞争的市场生态,才能真正孕育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我一直认为,调结构、产业升级转型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政府要做的是,营造出一个“法无禁止即可行”的营商环境,营造出一个“充分竞争、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营造出一个保护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本书第四篇“中国产业新常态”要讨论的,就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该如何转型升级。我以互联网、通信、高铁、汽车、电子等产业为例,说明企业转型升级、增加竞争力的背后逻辑,供各位参考。  一个有为的政府,不仅应在国内市场为企业营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而且应该像美国那样,在国际上为本国企业营造一个好的营商格局。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多了。令人兴奋的是,在2014年,我们看到了新一届政府在国际经贸关系方面的大手笔布局。无论这些布局的最后结果如何,我都看到了一个有为政府该有的动作。这些布局,改变了我们过去被动接受规则的困局,而是主动亮剑,开创了主动布局、创制规则的新局面。这就是本书第五篇“攘外是为了安内:国际经济新布局”要与各位讨论的内容。  郎咸平最新观点>>>  郎咸平:俄罗斯唯一惧怕的是美国发动“石油战争”  郎咸平: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四板斧解决滞胀  郎咸平: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老虎”浮出水面

尊重市场规律 理性认识经济新常态  当前,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面对发展条件与环境的变化,我们应如何应对?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对新常态,政府和企业等各方都需保持理性认识,尊重市场发展规律。  他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适当放松,以充分理解企业的客观需求,充分释放整个社会一直以来积累的实际资金需求,从而让企业获得持续、稳定经营发展的资金来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巨大投资空间  刘汉元委员谈到,2014年,我国GDP增速滑落到了1990年以来的新低,中国经济运行呈现下行态势,宏观层面上面临很大的紧缩压力。此过程中,各地经济发展相继出现重大困难,很多企业承受了巨大压力。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铁路、公路和机场等运输能力仍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铁路里程仍然不够,公路覆盖仍然不足,机场数量仍然偏少,整体运输能力仍然偏紧。  统计显示,2014年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约达445万公里,公路密度为46.35公里/百平方公里,而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公路密度则为182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1万公里,路网密度114.6公里/万平方公里,人均铁路里程仅为8厘米,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全国共有颁证民用航空机场202个,而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不到,在2012年就已拥有民用机场17000多座,是我国的84倍。  刘汉元认为,即使我们拥有与上述国家同样多的高速公路,由于人口数量的原因,“我们骑自行车上去都会比他们开车上去拥堵得多。我国高铁、公路、机场和城镇等各种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广大农村以及西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还远远没有饱和,还有巨大的投资发展空间,这将是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对新常态保持理性  实现可持续发展  刘汉元建议,首先,中央应果断增加流动性,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利率水平,有效增加M1、M2供给,宏观经济政策适当放松。“在宏观经济已处下行阶段之时,如再进一步紧缩银根,相互作用将产生更为持久、破坏性更大的‘综合刹车效应’,让经济下行的压力更大、冲击力更强、问题更为突出,甚至可能导致我国经济整体失速。”  刘汉元认为,调控速度一定不能过快,力度一定不能过猛,措施一定不能过狠,“应当充分理解企业此时的客观需求并放松银根,充分释放整个社会一直以来积累的实际资金需求,从而让企业获得持续、稳定经营发展的资金来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对于企业来说,刘汉元认为,其应保持理性发展。企业的强比简单的大更重要,企业的安全比简单的速度更重要,企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比简单的虚胖更重要。所以,企业需要放慢节奏,以积极而又平和的心态控制风险,控制投资冲动,不断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和管理运行效率,并以系统思维的角度和观念,扬长避短,有差异化地参与社会竞争和发展,形成良性的社会共生的生态和商业环境。  最后,应对新常态要保持理性的社会认识。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不仅要反对不顾新常态的客观规律,盲目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高增长;而且也不能以新常态为借口,任由经济增长下滑而无所作为,甚至“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唯GDP不行,但没有GDP万万不行。国家应提倡用更科学、更实质性的方式发展经济,让GDP考核权重和标准发生变化,尤其是增加环保、民生、安全等刚性指标,确保我国经济始终运行在又好又快的稳健发展轨道之上。(中国经济时报)

经济增速换挡活力不减 新常态下蕴藏更高含金量  2014年,中国,不易。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改革稳定任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4%。与过去相比,去年经济增速尽管略有放缓,但既没有“掉挡失速”,又蕴含着更高的含金量。7.4%的增速所对应的经济增量已达8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年GDP总值。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蕴藏着新逻辑、新气象、新动力。  阵痛中生成新动力  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发展的势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并未减弱。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与2013年相当。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比人均GDP增速高1.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比上年缩小0.06。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国仍是理想的投资国之一,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同时,对外投资规模达到1400亿美元左右,首次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  “中国经济增速适当放缓可以理解为经济内在因素作用的结果,不一味讲GDP,而是更多地追求全面发展,更多讲求质量。”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大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表示,7.4%的增速还是适中的。如果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增速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就要求用新的思维和理念来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会带来阵痛,但新的增长动力也在不断生成。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事实上,从国际比较来看,在总量增大的情况下,增速适度放缓本身就是一个常态。”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告诉记者。  为适应经济新常态,2015年初的地方两会,不少省份调低了GDP的增长速度。在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六安市市长毕小彬看来,六安市人口多、底子薄,更需要在发展中实现经济转型,在发展中提高质量效益,充分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  改革中释放新红利  2014年,全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1.2%,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3万亿元,同比增长25%。自去年3月份商事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到年底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146.7万户,增长16.8%,注册资本(金)增长85.8%。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8.1%,不少民间资本进入到铁路等垄断性行业。公民出境游比以往更为活跃。  深改元年2014,改革为中国释放出了更多红利。  “乡亲们切实感受到了改革的实惠,以前是想着打工往外跑,现在是想办法回来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告诉记者,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正成为潮流,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2005年的不足千元变成了1万多元。去年,村里投资5000多万,修了水库。  “2014年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新增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全市新增各类市场主体3.7万户。最典型的是我们28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积极性在不断增强。”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阜阳市委书记于勇感慨全面深改后的新变化。  在云南,去年底开通的泛亚铁路东线通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腹地。全国人大代表、昆明铁路局局长刘柏盛告诉记者,昆明铁路局2600多公里的铁路线将白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串了起来,对促进和释放当地民众的消费能力,提高服务业在云南经济中的占比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奋进中实现小康梦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目标是完全有条件、有可能的。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引领新常态需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新引擎。他还表示,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面临着人口城镇化、经济服务化、发展低碳化、产业高端化、社会信息化、经营国际化的新机遇。  推广上海自贸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刚过去的两个月,多项改革密集出炉,全面深化改革在2015年这个关键年必然提速。有2014年改革共识下的成绩,中国人民对2015年抱有充足的信心和干劲儿,将在新常态下激荡中国梦、共圆小康梦。(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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